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当事人：美团（Meituan）

住  所：开曼群岛KY1-1104号大开曼岛Ugland House（309信箱） 

基本情况：美团网于2010年3月在北京创立，2015年与大众点评网合并，同年9月在开曼群岛设立公司主体，2020年9月更名为美团，公司董事长和最终控制人为自然人王兴。

二、案件来源及调查经过

根据举报，2021年4月起，本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对当事人涉嫌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开展了调查。期间，本机关进行了现场检查、调查询问，提取了相关证据材料；对其他竞争性平台、平台内经营者及相关行业协会广泛开展调查取证；对本案证据材料进行深入核查和大数据分析；组织专家反复深入开展案件分析论证；多次听取当事人陈述意见，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

2021年9月26日，本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其涉嫌违反《反垄断法》的事实、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理由和依据，以及其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放弃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三、本案相关市场

根据《反垄断法》和《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规定，同时考虑平台经济特点，结合本案具体情况，本案相关市场界定为中国境内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市场。

（一）本案相关商品市场为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市场。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是指网络餐饮外卖平台经营者为餐饮经营者和消费者进行餐饮外卖交易提供的网络经营场所、信息发布，以及基于位置技术的信息匹配、交易撮合等互联网信息服务，具体包括商品信息展示、营销推广、搜索、订单处理、配送安排和调度、支付结算、商品评价、售后支持等。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属于多边市场，主要服务餐饮经营者和消费者两个群体，其显著特征是具有跨边网络效应，使各边用户对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的需求紧密关联。因此，界定本案相关市场，需要综合考虑平台各边用户之间的关联影响，并主要从餐饮经营者和消费者的角度综合进行需求替代分析，同时进行供给替代分析。

1. 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与线下餐饮服务不属于同一相关商品市场。线下餐饮服务，是指餐饮经营者在线下为消费者提供食品和消费场所及设施的服务活动。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与线下餐饮服务不具有紧密替代关系。

（1）从消费者需求替代分析，二者不具有紧密替代关系。

一是满足消费者的主要需求不同。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主要满足消费者随时随地点餐及“足不出户”用餐需求，并为消费者提供众多不同的餐饮经营者及丰富的餐饮商品选择。线下餐饮服务主要满足消费者现场餐饮服务消费需求，包括餐饮消费场所、设施及环境、现场用餐及相关服务，以及社交等方面需求。

二是为消费者提供的餐饮消费方式不同。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不同餐饮经营者及餐饮商品信息展示、推荐及比较服务，并通过配送安排和调度服务，便捷地实现消费者用餐需求。线下餐饮服务一般需要消费者前往线下餐饮服务营业场所消费，为消费者提供的餐饮消费方式与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存在明显差别。

三是为消费者提供的餐饮商品选择范围不同。餐饮经营者数量与餐饮商品丰富度是消费者选择网络餐饮外卖平台的重要考虑因素。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利用互联网集聚数量众多的不同餐饮经营者及丰富的餐饮外卖商品信息，为消费者提供较多的餐饮外卖商品选择。线下餐饮服务通常不能提供其他餐饮经营者的餐饮商品，并且受到实体经营场所空间限制，可供消费者选择的餐饮商品种类与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2）从餐饮经营者需求替代分析，二者不具有紧密替代关系。

一是交易机会不同。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面向餐饮需求各异的不特定消费者，可以较大程度拓展餐饮经营者可触达的消费者范围，并可借助网络营销推广、大数据分析和算法等互联网技术手段，将餐饮经营者及其餐饮商品推送给更多潜在消费者，为餐饮经营者创造更多的交易机会。线下餐饮服务受到信息传播、营业场所地理位置等方面限制，餐饮经营者的交易机会相对有限。

二是经营效率不同。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通过大数据、算法等互联网技术手段，为消费者提供多功能搜索及个性化推荐服务，为餐饮经营者提供商品信息展示、网络营销推广、配送安排和调度、消费评价反馈等服务，可以降低交易各方搜索、比较以及完成交易的成本，提升餐饮经营者的经营效率。由于缺少相应的互联网技术支持，线下餐饮服务在挖掘潜在消费者、供需匹配等方面的效率通常低于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

（3）从供给替代分析，二者不具有紧密替代关系。

有效进入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市场，不仅需要满足提供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所需的大量资金、基础设施、技术支撑等方面要求，还需达到平台经济所必需的临界规模，线下餐饮服务转化为网络餐饮外卖平台的成本较高。近年来，线下餐饮服务实际发展为网络餐饮外卖平台的情况较少。

因此，从需求替代和供给替代分析，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与线下餐饮服务不具有紧密替代关系，不属于同一相关商品市场。

2. 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与餐饮经营者自营的网络餐饮外卖服务不属于同一相关商品市场。从消费者需求替代分析，餐饮经营者自营的网络餐饮外卖服务主要满足消费者对其自有品牌餐饮商品的需求，消费者一般不能通过餐饮经营者自营的网络餐饮外卖服务获得其他餐饮经营者的餐饮商品，在餐饮商品的丰富度和选择范围上，与网络餐饮外卖平台存在较大差距。从餐饮经营者需求替代分析，餐饮经营者自营的网络餐饮外卖服务通常仅供其自身开展餐饮外卖交易使用，不对外开放。调查显示，餐饮经营者自营的网络餐饮外卖服务通常与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形成补充而非替代关系。从供给替代分析，餐饮经营者自营的网络餐饮外卖服务与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在用户数量、服务能力、技术支撑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进入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市场需投入大量资金和时间成本建设基础设施、进行技术升级等，并达到临界规模，短时间内难以对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形成有效替代。因此，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与餐饮经营者自营的网络餐饮外卖服务不具有紧密替代关系，不属于同一相关商品市场。

综上所述，本案相关商品市场界定为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市场。

（二）本案相关地域市场为中国境内。

1. 从需求替代分析和供给替代分析，境外市场与中国境内市场不属于同一相关地域市场。

一是从餐饮经营者和消费者的角度进行需求替代分析，受语言、饮食和消费习惯等影响，中国境内餐饮经营者主要通过境内网络餐饮外卖平台，将餐饮外卖商品销售给中国境内消费者；中国境内消费者主要通过境内网络餐饮外卖平台购买餐饮外卖商品，不会将境外网络餐饮外卖平台作为替代选择。

二是从供给替代分析，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属于互联网信息服务，境外网络餐饮外卖平台在中国境内开展业务除需按照法律政策要求申请相关业务许可外，还需搭建开展业务所需的数据、算法系统、配送安排和调度系统等设施，难以及时、有效地进入中国境内市场，对现有的中国境内网络餐饮外卖平台经营者形成竞争约束。

因此，境外与中国境内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不具有紧密替代关系，不属于同一相关地域市场。

2. 从需求替代分析和供给替代分析，本案相关地域市场界定为中国境内。

（1）从需求替代分析，中国境内构成独立的相关地域市场。

网络餐饮外卖平台的基本功能是为消费者和餐饮经营者提供基于位置的信息匹配和交易撮合服务。消费者在中国境内不同地域，均可通过同一平台搜索、发现其所处或指定位置周边一定范围内的餐饮经营者及相应的餐饮外卖商品；餐饮经营者在中国境内不同地域，均可通过同一平台向定位在其周边一定范围内的不特定消费者展示、推广其餐饮外卖商品。在中国境内不同地域的消费者和餐饮经营者，均可通过同一平台提供的基于位置的相同服务，实现其外卖点餐或餐饮外卖经营需求。因此，网络餐饮外卖平台向消费者与餐饮经营者提供的信息匹配、交易撮合、配送安排和调度等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受地域限制，相关地域市场应当界定为中国境内。

（2）从供给替代分析，中国境内构成独立的相关地域市场。

一是中国境内主要网络餐饮外卖平台经营者为境内用户提供全国统一标准化的平台基本服务。中国境内主要网络餐饮外卖平台经营者研发全国统一的应用软件作为平台服务载体，在页面展示、使用功能、技术支持等方面在境内不同地域无重大差别，并向用户提供全国范围统一标准化的信息发布、营销推广、搜索、订单处理、配送安排和调度等平台服务。

二是中国境内主要网络餐饮外卖平台经营者通常从全国层面制定重大商业策略。中国境内主要网络餐饮外卖平台经营者制定全国范围统一的佣金费率基准、合同协议文本，并与用户统一签订相关协议、收取相关费用。此外，中国境内主要网络餐饮外卖平台经营者在全国范围进行品牌营销推广，打造统一的品牌形象认知，以吸引全国范围的用户。

三是中国境内各地域间不存在显著影响网络餐饮外卖平台跨地域服务的障碍。中国境内各地域间不存在明显限制网络餐饮外卖平台跨地域服务的法律政策壁垒，也不存在显著影响网络餐饮外卖平台跨地域服务的用户偏好差异。调查表明，通常情况下，网络餐饮外卖平台经营者进入一个新的地域开展服务仅需有限的推广成本，且较短时间内即可实现市场进入。

（3）从实际情况看，中国境内主要网络餐饮外卖平台经营者在全国范围开展竞争。调查表明，中国境内主要网络餐饮外卖平台经营者普遍定位为全国性的网络餐饮外卖平台，从全国层面制定竞争策略，在全国范围布局并开展竞争。此外，中国境内主要网络餐饮外卖平台经营者通常在不同城市间进行交叉补贴，以支持其在中国境内不同地域开展的竞争活动。因此，中国境内主要网络餐饮外卖平台经营者之间的竞争是由各平台经营者在境内不同地域的具体竞争综合而成，平台经营者在境内个别地域的具体竞争状况差异不影响本案相关地域市场为中国境内。

综上，本案相关地域市场界定为中国境内。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书面材料及相关人员询问笔录、其他竞争性平台提交材料及相关人员询问笔录、平台内经营者相关人员询问笔录、有关行业研究报告等证据证明。

四、当事人在相关市场具有支配地位

根据《反垄断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规定，本机关认定，当事人在中国境内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市场具有支配地位。

（一）当事人的市场份额超过50%，可以推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一是从平台服务收入情况看。中国境内网络餐饮外卖平台主要通过向平台内经营者收取交易佣金和营销推广费等费用获取收入。2018—2020年，当事人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收入在中国境内主要网络餐饮外卖平台合计服务收入中，份额分别为67.3%、69.5%、70.7%。二是从平台餐饮外卖订单量看。餐饮外卖订单量是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能力的直接反映。2018—2020年，当事人平台餐饮外卖订单量在中国境内主要网络餐饮外卖平台合计订单量中，份额分别为62.4%、64.3%、68.5%。

（二）相关市场高度集中。根据平台服务收入市场份额，2018—2020年，中国境内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市场的HHI指数（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分别为5543、5753、5854，CR2指数（市场集中度指数）分别为99.16、99.92、99.98，显示相关市场高度集中。2018年以来，当事人市场份额较为稳定，长期保持较强竞争优势。

（三）当事人具有较强的市场控制能力。一是当事人具有控制服务价格的能力。当事人在与餐饮经营者的商业谈判中，通常具有较强的定价能力，餐饮经营者谈判能力相对较弱。二是当事人具有控制平台内经营者获得流量的能力。当事人通过制定平台规则、设定算法、人工干预等方式，可以决定平台内经营者及其餐饮外卖商品的搜索排名及平台展示位置，从而控制平台内经营者可获得的流量，对其经营具有决定性影响。三是当事人具有控制平台内经营者销售渠道的能力。2018—2020年，当事人网络餐饮外卖平台交易额在同期中国境内主要网络餐饮外卖平台餐饮外卖合计交易额中占比均超过60%，是平台内经营者开展餐饮外卖交易的主要网络销售渠道，对平台内经营者具有较强的控制力。

（四）当事人具有较强的财力和先进的技术条件。一是当事人具有较强的财力。2018—2020年，当事人中国境内营业额分别为650.88亿元、973.36亿元、1147.48亿元。当事人历经数轮融资，并于2018年在香港交易所上市，市值从2018年12月约3000亿元增长至2020年12月约1.8万亿元，较为强大的财力可以支持当事人在相关市场及关联市场的业务扩张。二是当事人具有先进的技术条件。当事人网络餐饮外卖平台积累了大量的平台内经营者和消费者，拥有海量的交易、支付、用户评价等数据。当事人基于数据建立了较为高效的配送安排和调度系统，较大程度实现了运力自动化调度及资源优化配置。同时，当事人研发的基于位置的算法系统可以为用户精准“画像”，提供个性化、针对性服务，并能够监测平台内经营者是否在其他竞争性平台经营。上述财力和技术条件巩固和增强了当事人的市场力量。

（五）其他经营者在交易上高度依赖当事人。一是当事人网络餐饮外卖平台对平台内经营者具有很强的网络效应和锁定效应。截至2020年底，当事人网络餐饮外卖平台的消费者日均活跃用户数2230万，且用户黏性较强，对平台内经营者形成很强的跨边网络效应和锁定效应，平台内经营者难以放弃当事人平台的庞大消费者群体。二是当事人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是平台内经营者开展餐饮外卖交易的主要网络销售渠道。当事人在中国境内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市场拥有较高的经营者和消费者认可度。调查过程中，多数平台内经营者表示，与其他网络餐饮外卖平台相比，当事人平台的影响力更大，是其开展餐饮外卖的主要网络销售渠道，放弃当事人平台会较大程度影响其营收。三是平台内经营者在当事人网络餐饮外卖平台积累的数据难以迁移至其他平台。平台内经营者在当事人网络餐饮外卖平台获得了众多消费者用户，积累了大量的交易、支付、用户评价等数据，并依赖这些数据开展经营。用户和数据是平台内经营者在当事人平台积累的重要资源，难以迁移至其他平台。

（六）相关市场进入难度大。一是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市场进入成本高。进入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市场不仅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平台，建立数据、算法系统、配送安排和调度系统等基础设施，还需要在技术研发、品牌信用、营销推广等方面持续投入，相关市场进入成本高。二是新进入者达到临界规模难度大。网络餐饮外卖平台需要获得足够多的消费者和平台内经营者，达到临界规模，形成循环正向反馈，才能实现有效市场进入。目前，中国境内网络餐饮外卖平台获客成本逐年升高，潜在竞争者进入相关市场的难度逐年增加。

（七）当事人关联市场布局巩固和增强了市场力量。当事人在到店餐饮消费、生活服务、酒店旅游、出行等多个领域和餐饮外卖上下游进行生态化布局，为网络餐饮外卖平台带来更多交易机会，加深了平台内经营者对当事人的依赖，进一步巩固和增强了当事人的市场力量。

综上所述，根据《反垄断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定，综合认定当事人在中国境内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市场具有支配地位。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有关说明材料、年度报告、与平台内经营者签订的协议，平台内经营者相关人员询问笔录，其他竞争性平台提交数据及相关人员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

五、当事人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事实和依据

经查，2018年以来，当事人为阻碍其他竞争性平台发展，进一步提升、维持、巩固自身市场地位，滥用其在中国境内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系统、全面实施“二选一”行为，阻碍平台内经营者与其他竞争性平台合作，限定平台内经营者只能与当事人进行交易，并以多种措施保障行为实施，违反《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关于“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的规定，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一）采取多种手段促使平台内经营者签订独家合作协议。当事人采取多种手段促使平台内经营者签订《战略合作伙伴优惠政策申请书》、《诚信战略合作伙伴优惠政策支持自愿申请书》、《优加合作计划政策支持自愿申请书》等独家合作协议，明确规定平台内经营者需要“将全部网络营销资源和精力投入美团平台”、“仅和美团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不再与美团经营相同或近似的网络服务平台进行业务合作”或者“仅在美团及其旗下相关网络服务平台开展合作”等内容，限制平台内经营者与其他竞争性平台合作，以巩固自身市场地位，削弱其他竞争性平台的竞争力。

一是制定实施以差别费率为核心的独家合作政策。证据显示，当事人为与餐饮经营者签订独家合作协议，对非独家合作经营者设置了普遍高于独家合作经营者5—7%左右的佣金费率，同时还收取普遍高于独家合作经营者的保底佣金；并视情况对独家合作经营者额外提供新店流量加权、平台补贴、优先配送、扩大配送范围、降低起送价格等方面支持。由于餐饮经营者多为中小商户，为获得较为优惠的佣金费率、保障正常盈利水平、获取更好的交易条件，只能选择与当事人签订独家合作协议。

二是通过对非独家合作经营者拖延上线等方式，迫使餐饮经营者签订独家合作协议。当事人在平台系统中为独家合作经营者和非独家合作经营者设置不同的签约通道，针对非独家合作经营者申请上线当事人餐饮外卖平台设置不合理的签约排队时间，甚至不签独家合作协议就不予上线，迫使餐饮经营者签订独家合作协议。

当事人通过上述手段，与大量餐饮经营者签订了独家合作协议。证据表明，2018—2020年，与当事人签订独家合作协议的餐饮经营者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当事人平台内全部经营者中占有较大比重，且比例逐年提高。

（二）通过多种方式系统推进“二选一”行为实施。当事人通过建立考评机制、开展攻坚“战役”、加强培训指导、强化代理商管理等方式系统推进“二选一”行为实施。

一是将餐饮经营者签订、履行独家合作协议情况纳入员工考核指标。2019年起，当事人将餐饮经营者签订、履行独家合作协议情况纳入一线业务人员考核，通过定期考核、重点时段考核、“红黑榜”制度以及各区域自主考核等方式，要求一线业务人员全面落实公司“二选一”经营策略，并将此作为统一运营和内部管理的重要抓手。

二是在特定时段、特定区域强力推进“二选一”。当事人为遏制其他竞争性平台发展，在特定时段或区域内集中开展攻坚“战役”，